1952年老妇幼站与县疾控共用一栋两层楼。

红网时刻11月23日讯（通讯员 朱倩）2019年10月28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作为一名家族世代从医的子弟，本人虽未能继承父母衣钵，但有幸在成年后从事卫健系统行政工作，耳濡目染了新邵基层医疗事业近30年来的发展。在此，借着在卫健系统单位从事行政工作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征文的契机，谈一谈基层医疗事业发展的一些浅见。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经济底子薄弱，医疗卫生市场化尚未起步，我父朱轶能正是这一时期在新邵土生土长的外科医生，用他的话语描述当年的医疗环境便是“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背着药箱满镇跑”。当年的村诊所、乡镇医院比较受欢迎，村民们生病首先去诊所，治不了就送去乡镇医院。以阑尾炎手术为例，乡医院治疗费是68元，县医院费用是160多元，所以碰到一些需要手术的大病，都是村民们轮流背着往乡镇医院送。那个时候的乡镇医院术后护理也没有什么心率监护仪，全靠医生一边号脉，一边手动调整输液速度的快慢。碰到产妇大出血的紧急情况，也是紧急租一台四面漏风的三轮蓬蓬车，医生一边把吊瓶举在手上，一边抱个热水瓶暖着病人，一路颠簸着三四个小时赶往县医院抢救，很多生命在这样简陋的医疗条件下没有挽救下来。

80年代，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从农村起步，旧有的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依托，并逐渐解体。直至90年代中期。随着沿海城市制造型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也比以前提高了，加上乡村道路陆续修通，县医院的救护车可以开进村子。此时，乡镇医院迎来最尴尬的几年。作为村诊所的上一级医疗机构，医师力量不足、器械设备不够，渐渐失去吸引力。“急救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20世纪末，这个谚语在农村广泛流行。昂贵的医疗费，让一些村民因病返贫。

2002年，我国决定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其特色为财政补助+农民自愿，目标是2010年实现“基本覆盖农村居民”。根据报销比例，去乡镇卫生院看病能报销90%、县医院报销80%、市级医院的最高报销比为70%、省级医院的报销比为60%。新农合制度的实施，也宣告乡镇医院的“复活”，大中医院的吸引力逐步提高。

2016年，与县计划生育服务站合并更名为新邵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到了21世纪，村诊所开始逐步消退。一边是村诊所失去吸引力，一边是大医院规模不断扩大，医疗优质资源向大城市、区县主要医院集中。这一时期，各乡镇医院、大中医院借着政策红利的东风，开始着力改善医疗环境基础设施，提高专科能力建设。新邵县人民医院新建了建筑面积25000平方米的17层高的现代化医疗住院楼，成立了重症监护室（ICU）、新生儿科、中医康复科、健康管理中心、皮肤科、医学视光配镜中心和介入中心；近几年添置了核磁共振（MRI）、四维彩超，单人高压氧舱、无痛分娩镇痛仪、消化内镜、数字化乳腺X线高清摄像系统、电子支气管镜、数字化关节镜、宫腔镜等医疗设备，为疑难病例的诊断提供了有力支撑。各乡镇卫生院70%以上配备了彩超、生化分析仪、DR等高科技医疗设备。

但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报销制度的完善，人们无论是大病小病都更愿意去大医院全方面检查一下。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一边是村诊所、基层诊所人员寥寥，一边是三甲医院人满为患。21世纪10年代，中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要深化医药体制改革，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要做到“小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就是做好预防保健，让本该在基层的一些慢病、常见病的诊疗再次回到基层，让三级医院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疑难疾病、重大疾病、多系统复杂疾病等诊疗、培训、科研等任务上。新邵县率先在全市推行分级诊疗试点和基本药物制度，全县医疗系统构建了县乡村三级分级诊疗体系，一方面大力开展医联体医共体建设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引入基层，留住病患，另一方面公立医院全部严格实行零差价销售基本药物，极大地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

从最初看病老三样“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表”到如今的“B超、CT、生化分析仪”。基层医疗环境在不断地优化，人们收入水平在不断地增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