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毅

一、一部“不可能之书”的诞生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功夫，去编辑一部《宝庆码头》？这是我刚接到邵阳市档案馆党组书记、馆长龙毅鹏的信息的第一个疑问。宝庆码头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地区，汉正街东端，汉水与长江交汇处西北沿岸，后随水运衰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武汉的宝庆码头名声虽大，可早成了“宝庆传说”，翻遍资料也找不到几行字，拿什么编书？

眼看着宝庆码头就要被忘干净，作为档案人的他们总有些不甘心：那些口口相传的传奇，要是能借着档案一点点还原出来，留给后人，何尝不是一件既需要胆量、又需要脑子的事？他们心里清楚：档案馆不只是存东西的地方，更多的是承载一份沉甸甸的文化责任。那些散落在故纸堆里的档案，那些即将随着老人离去而永远沉默的记忆，如果没有人去翻、去问、去记，就真的没了。档案人守着一屋子史料，如果只守着不动，那和仓库保管员有什么两样？他们不甘心只做“守摊子”的人，更想做历史的“打捞者”。

2024年2月，他们正式启动编写《宝庆码头》。从“诸葛亮会议”上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到两回北上武汉、冒着暴雨满城跑；从城步沉江渡荒草丛里扒出那方光绪三十四年的古碑，到深圳一个“90后”年轻人专程寄来家里的放排族谱；从提纲改了一二十遍，到书稿前后打磨了十二轮——两年多时间，他们用最笨的法子，走最远的路，问最老的人，查最偏的档，硬是“捞”出了一部四十八万字的《宝庆码头》。

这本书干了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它用一艘船、一条江、一座码头，串起了一方水土几百年的集体记忆，把“宝古佬”那股子劲，写得有血有肉、有骨有魂。

说起来，这种干法，恰好印证了档案文献编纂学里一个老理儿。曹喜琛先生讲过，编档案的人，得在“研”里头“编”，在“编”里头“研”，编研结合，才算得上一种“特殊的著述行为”[1]。这本书的选题，不是编者一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他们实实在在感到：了解宝庆码头的老人一个接一个走了，汉口的宝庆街区也在旧城改造里一点点消失，再不行动，“就真的来不及了”。干档案的人，对“记忆”的消逝，有种本能的敏感——这份敏感背后，是责任，也是情怀。

多年来，他们的脚步也没闲着：新化炉观镇三江村，他们去看“三江合流”汇入资江的阵势；新邵大新镇，他们去感受岣嵝门、铜柱滩到底有多险；绥宁竹舟江村，他们录下了三代放排人的口述——这些走出来的路，本身就是一部“用脚写成的档案”。

二、体例：档案“开口”与文学“还魂”

《宝庆码头》在体例设计上颇具匠心。全书分“上编”与“下编”，上篇以叙事为主线，下篇以专题为骨架，两者之间形成“故事”与“档案”的呼应关系。上篇十二章构建了一个精巧的“双环结构”：外环是毛板船和木排从宝庆各地出发，闯险滩、过洞庭、抵汉口的“单向旅程”；内环则揭示了这种“输出”如何反向塑造了原乡——水运不仅带来了财富，更打破了山城的闭塞，让魏源、蔡锷、谭人凤、宋教仁等时代人物得以沿着这条水路走向更大的舞台。两个环相互嵌套，构成了从“边缘”到“中心”、从“输出”到“反哺”的完整叙事闭环。

而上编每章后附设的“档案解读”栏目，则是全书最具编辑智慧的体例创新。它以“原档摘录+解读”的形式，将泛黄的函件、冰冷的数字、程式化的公文转化为有温度的叙事素材。以第二章后的《覆舟》档案为例：1947年毛板船同业公会向交通部长江区航政局的呈文，描述了毛板船“板薄钉稀”的结构弱点，以及自1945年至1947年5月间因轮船浪涌沉没的二十五艘惨痛记录。

“毛板之自宝庆起运来汉，滩险重重，迄长江洞庭间，甚至于停泊区域而又毁于人为之汹涛巨浪，属会毛板船商均有闻虎色变、裹足不前之慨。”

原文的克制措辞与“闻虎色变”的生动表达形成张力，既保留了文献的原真性，又让读者感受到字里行间的绝望与抗争。而将“舰轮激浪”与“毛板覆舟”并置，更是一个精妙的历史隐喻：传统航运与现代文明的对撞，在这一刻被凝固为一场具体的水难。为查找这份档案，曾两次赴湖北省档案馆，第一次查到却未能拿到手，直到2025年7月第二次武汉调研，才将“去年查到却未到手的档案资料全部收入囊中”。这种“好马也吃回头草”的执着，正是档案文献编纂学所强调的“编纂者始终居于编纂活动的主导地位”的生动写照[2]。

档案的“刚性”与叙事的“柔性”在此交融，史料的“冷”与人物的“热”在此碰撞。这种体例设计，在地方史书写中极具示范意义。

三、叙事：在档案的骨骼上长出文学的肌肉

图书在叙事上的一大突破，是将严谨的档案考据与文学的叙事笔法成功融合。楔子“烧红的铁靴”便是全书叙事风格的范本。汉阳知府陈庆煌将铁靴烧红，宣称谁敢穿上走三步码头便归谁。徽帮沉默，而一个身形单薄的宝庆剃头匠从人群中走出：

“没有犹豫，没有退缩。他弯下腰，将那滚烫的烙铁套在了自己的脚上！‘滋啦——’一声轻响，伴随着皮焦肉绽的气息。炙热的金属几乎在他脚下燃烧，疼痛的火焰烧进了每一寸皮肤，但他却毅然迈出了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四步、五步。”

这段文字以近乎电影镜头的画面感，建立了全书的叙事基调：在档案的骨骼上长出文学的肌肉。那位连名字都未留下的剃头匠，从此成为宝庆码头百年传奇的精神图腾——他不是将军，不是乡绅，只是一个靠手艺糊口的底层人，却在族群存亡之际，以血肉之躯扛起了命运。这种“小人物撬动大历史”的叙事策略，贯穿全书，使那些被正史遗忘的无名者获得了叙述的尊严。

在细节还原上，书稿同样不遗余力。毛板船的二十个舱位名称、船工“洗脸要讲抹面”“翻个边要讲挨个边”的禁忌语言系统、“三个二”“四个八”等吃水深度行话——这些看似琐碎的考据，恰恰构成了历史质感的基石。书稿还引用《资水滩歌》中“泥滩哪见泥落水，只见横岩拦断江。四脚落地牛拉纤，褡背勒肩痛断肠”的纤夫悲歌，以及“资水滩歌唱不完”“梦里滩歌长又长”的苍凉收束，让读者不仅“知道”了这段历史，更“感受”到了历史的温度。为采集这些口述史料，在新化县炉观镇三江村感受“三江合流”汇入资江的雄奇，在新邵县大新镇领略岣嵝门、铜柱滩的凶险，在绥宁县河口乡竹舟江村对三代放木排至洪江的历史传承人作了口述档案——这些田野调查的足迹，本身就是一部“行走的档案”。

四、精神：从“霸蛮”到“智慧”的文化重铸

图书最具思想深度的部分，在于它对“宝古佬”精神的重铸。外界对这一称谓的认知往往停留在“霸蛮”“好勇”“三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宝古佬”的刻板印象上。而书稿通过档案爬梳和理性分析，完成了三重剥离：其一，剥离传说的虚饰——“三箭定界”中的刘光南并无“侍读学士”之职，且年近古稀难以拉弓。其二，剥离单一维度的英雄叙事——“谦和堆栈纠纷案”显示，宝庆帮在日常竞争中同样会利用资本渗透和乡党网络挤压他人。其三，剥离“匹夫之勇”的表面印象，揭示其背后的制度性智慧。

“宝庆码头的生存空间，既是底层移民以血肉之躯搏杀争抢而来，更是精英阶层运用权力与智慧进行合法性建构和策略性巩固的结果。这种官、绅、民之间基于乡缘的互动协作模式，是近代移民社群生存壮大的决定性力量之一，只不过它作为‘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长久被隐藏在故事的角落罢了。”

这一判断将宝庆码头的百年屹立，从“血性”的叙事上升为“制度”的叙事：从晚清刘长佑、曾国荃的政治庇护，到民国罗机、梁子禄的军事撑腰，再到1930年代宝庆商人联合湖南五府十八帮上书中央政府控告湖北省财政厅长的法律抗争，一条清晰的脉络贯穿始终——宝庆人深知，在异乡立足，仅靠匹夫之勇远远不够，必须编织一张从底层苦力到高层官僚的权力网络。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致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群的私人电报，便是这张网络最直接的物证。为查清朱太祥、朱岚暄兄弟与湘军的关系，甚至专程赴双峰县甘棠镇龙安村寻访朱家后裔，又赴双峰县档案馆查找族谱，最终找到了朱岚暄资助曾国藩进京赶考的相关依据——这种“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考据精神，正是书稿能够完成“重铸”的学术底气。

这种“重铸”，让“宝古佬”精神获得了更为深厚的历史合法性：它不仅是“不怕死”的勇毅，更是“会求生”的智慧；不仅是“铁靴争地”的血性，更是“古碑沉江”的谋略；不仅是“丙辰盛会”的群体动员，更是“官绅民协作”的制度创新。书稿最终完成的，是对一个群体精神气质的学术性“正名”。

五、传播：作为“媒介记忆”的档案出版

从传播学的视角审视，《宝庆码头》的出版实践触及了一个前沿命题：媒介与记忆的关系。1925 年，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开创性地提出并研究了“集体记忆”理论[3]，此后社会记忆理论被引入档案界，2004年第十五届国际档案大会以“档案、记忆与知识”为主题，引发了与会者的广泛深入讨论。媒介环境学派进一步认为，媒介不仅是信息的“渠道”，更是一种“自成体系的记忆模式”。邵鹏在《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纽带》中系统阐述了媒介记忆的维度与机制[4]。

《宝庆码头》的编写，正是对“集体记忆”的一次系统性重构。在启动调研之前，宝庆码头的历史主要以碎片化的传说形式存在于口耳相传之中——“三箭定码头”“丙辰盛会”“铁靴争地”等故事广为流传，却缺乏可靠的文献支撑。编写团队通过档案查阅与田野调查，将这些“零散的、孤立的、表面的档案”挑选组合成“系统的、有机的、典型的档案文献”，为这段濒临消散的集体记忆提供了坚实的文献锚点。

值得关注的是，这部书稿的编写过程本身便是一种“媒介化”的记忆实践。编写团队不仅查阅档案，还采访了80岁以上的宝庆人后裔、录制口述档案、搜集散落民间的族谱和碑刻，甚至收到了一位“90后”年轻人专程送来的放排族谱资料。这种“多声部”的记忆采集方式，使《宝庆码头》超越了传统档案汇编的单一文本形态，而呈现出某种“记忆场”的特征——它不再是编纂者的独白，而是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们共同参与的记忆建构。2025年7月第二次武汉调研时，80岁的彭奇玉女士提供的《鹦鹉洲上》一书、80岁退伍军人程有元带领团队漫步鹦鹉洲十里长街的现场讲述、硚口区民政局地名专家李春生在病中拷给团队的毕生研究资料——这些“意外收获”都说明，记忆的采集从来不是单向的“打捞”，而是一场多方参与的“共建”。

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书稿的“期待视野”设定也值得称道。“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的核心概念，指读者阅读新作品时必须先行具有的“知识框架和理解结构”。这部书稿的编纂者显然充分考虑了目标读者的期待视野——对于普通读者，它以生动的故事和鲜活的细节打开历史的入口；对于学术读者，它提供了系统的档案来源和考据方法；对于邵阳籍读者，它则激活了血脉深处的乡愁记忆。这种多层次的意义建构，使《宝庆码头》具备了更广泛的传播潜力。据悉，北京邵商已多次联系，准备与央视合作拍摄《宝庆码头》纪录片；中共邵阳市委、市政府也正在筹建“邵商博物馆”；邵商联合会秘书长正带领团队制作《宝庆码头》AI 剧——这些来自不同方向的回应，恰恰印证了这部书稿“期待视野”设定的成功。

六、余论：编纂过程作为“精神文本”

阅读完《宝庆码头》后，我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这部书的编写过程本身，就是“宝古佬”精神的当代再现。

2026年6月3日，在深圳工作的“90 后”长沙人谢泽雨从网上得知《宝庆码头》正在编写，专程赶到邵阳市档案馆提供相关史料。他祖籍长沙，爷爷的师父是宝庆府人，家中保存有完整的放木排族谱资料，为爷爷的师父亲口所传，涉及扎木排的技术方法、放排咒语等等。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年轻人为了深入了解湖南放排水运文化，独自一人到湘资沅澧不少地方开展调研。在书稿即将杀青之际收到如此珍贵的资料，对书稿的补充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两代人的精神接力，在档案的纸张与电子文档之间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另一个细节同样令人动容：编写团队在城步沉江渡找到那方光绪三十四年的古碑时，碑文已被荒草掩埋百年。拂去泥土，字迹清晰可辨。立碑者在结尾写道：“岁久年远，人心愈变，难保不无意外事，特将约鉴碑，以垂久远。”一百多年后，那些大树不存，码头已废，但石碑犹在。而《宝庆码头》这部书，就是当代兰台人立在历史河床上的一方新碑。这种跨越时空的“立碑”呼应，使全书获得了一种超越文本本身的仪式感和历史纵深。

档案文献编纂学认为，编纂者的研究精神贯穿于整个编纂活动始终[5]。章学诚的档案文献编纂思想也强调，相比“比次之说”，更倾向于对文献中的史实进行“独断、考索”，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于增强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具有重大意义[6]。从这一视角看，《宝庆码头》的编写团队所展现的，正是这种研究精神与使命担当的高度统一。他们既是历史的打捞者，也是精神的传承者；他们用档案为集体记忆提供了物质载体，也用行动为“宝古佬”精神注入了当代内涵。从2019年春天的那场闲聊，到2024年3月“诸葛亮会议”上的畅所欲言，再到2025年暴雨中逆行武汉的脚步——这群兰台人用最“拙”的功夫，做成了最“诚”的事业。

七、结语：一道“微光”的当代意义

《宝庆码头》最终完成了一次令人动容的“逆流”书写：它没有沉溺于对过往繁华的感伤，而是通过档案与实地调查，打捞起那些沉入江底的船钉与誓言。它告诉读者，真正的码头不在江岸，而在人心的系泊处。正如书中所引老船工谚语：“毛板船翻了，都有三百斤钉子”，一部好的历史著作，也应当像那三百斤铁钉，即便船体散架，也能在时间的河床上留下鲜明的印记。

当今天的高铁列车从资江上空呼啸而过，当邵阳武冈机场的银翼划破天际，那些沉入柘溪水库的险滩、那些埋入混凝土桥墩的码头石阶、那些散入四面八方的移民后代，都在书页间获得了另一种形式的永生。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数年间一群兰台人背着行囊走遍湘鄂两省十余市县的脚步。

他们以“拙”为舟，以“诚”为桨，在史海无涯中为后人摆渡回一段被遗忘的记忆，留下一道穿越时空的历史“微光”。这道微光，照亮的不只是一段水运史，更是一个族群跨越两百年的漂泊与奋斗、血性与尊严。而《宝庆码头》这本书，便是当代兰台人立在历史河床上的一方新碑——它将一个时代、一群人、一条江的记忆，永远钉在了时间的坐标之上。

参考文献

[1]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2]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3]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4]邵鹏.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记忆研究的核心纽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5]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6]章学诚档案文献编纂思想的当代价值[J].中国报业,2024(14).